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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华栋:一位驻美工程师的自白

“陈华栋 Sam Chen前汤姆金斯机器人IT总监佛罗里达州清华校友会会长
学校:美国〡圣母大学坐标:美国行业:机械工程机器人学

责编|Lily
特约记者|火打铁
历史的河流不会记载每一朵浪花的形态,但河流的走势决定着浪花的方向。每个人都是灿烂文明中最独特的存在,每一个选择也都是大环境催生的最绚烂的烟花。
21世纪初在清华读书,后又辗转到美国读博、工作的陈华栋,见证了自己人生际遇与时代浪潮的层层裹叠。雷蒙德·卡佛曾言:“对大多数人而言,人生不是什么冒险,而是一股莫之能御的洪流。”在过去二十年的读书、工作生涯中,从一开始被外界推着走,到后来主动接触新事物、新观点,陈博士没有逆流,而是踏上了冲浪板。
作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陈博士清楚自己应该关心什么,理性的从冗杂中抽离;不拘泥于局部,而是放眼全局。不过,提高效率固然重要,人生中的做工耗散也必不可少。参加公益、关心政治和社会事务,陈博士兼顾效率与热情。
他会坦言中美工程师的差异,也会感慨两国之间的了解太少太少。陈博士喜欢与年轻人交谈,希望将个体经验毫无保留的交给下一代。也许工程师会尽量避免走弯路,但陈博士还是鼓励大家多尝试、多挑战,他也是这么做的。
以下为陈华栋博士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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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陈华栋,2002年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毕业,来到美国圣母大学攻读机械工程,取得博士学位。自此,留在美国成为了一名工程师,目前居住在美国佛罗里达州。
今年三月因为疫情从汤姆金斯机器人停职后,我在做几件不同的事情。一方面通过我名下的一家公司陆陆续续的接一些项目,服务我过去的客户以及雇主。另一方面,我发现国内现在发展的势头非常好,正在卯足劲头搞经济,这与世界上很多挣扎在政治、疫情泥淖中的国家形成了一个对比,甚至包括美国。我的高中、大学同学中90%左右的人都在国内的大城市,所以我一直和他们联系,寻求在中国发展的机会。我希望能够寻找中美企业合作的机会,或是开拓市场,或是引进技术,过去几个月我做了大量的努力。
职业之外,我也参与了一些公益活动,例如线上主持华人辩论,内容围绕今年美国大选,两方分别支持不同的党派。辩论收到了很好的反响,有3300人参加。我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让更多的华人参政,以正式的方式来讨论和关心美国政治,让越来越多的华人能够成为美国政治的一部分,而不是处于一个边缘地带。
这些年来我对美国国情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我在这个国度奇妙复杂的多处生活经验。
我是一个追求挑战和新机会的人,所以我的工作一直在调动,也因此在美国的五个州生活过。刚开始读书是在印第安纳州,它处于美国中部,比较安静;念完书之后,我的第一份工作是软件开发工程师,来到了美国东海岸的康涅狄格州州,这里比较富裕,人口稠密,但是基本建设都显得比较老旧,是美国东北部面貌的一个代表;在那居住一段时间后,我又搬到了密苏里州,在那里工作了三年,这个州和印第安纳比较相似,但它更加城市化,也是在这里,在巴氏物流机器人分部,基本奠定了我后续在机器人和物流领域的职业生涯;
再之后,我搬到了德克萨斯州的达拉斯——美国第九大城市,这个州的风格截然不同,在美国历史上发展的时间比较短,政治上趋于保守,人口排名第二,我在那儿度过了9年,给两个不同的公司工作过,分别涉猎了工厂自动化和酒类销售领域;最近两年又搬到佛罗里达州的中部城市奥兰多,这是一个以旅游著称的州,尤其是迪士尼很出名,我在汤姆金斯机器人又重新做起了物流行业。
一方面,我在物流、自动化、机器人、机器视觉、酒类销售、软件开发等不同但相关的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我对美国的认知越来越深厚,也经历着不可逾越的中美文化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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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5年内,我从第一次在实验室里看到日本产的机械臂,到后来自主设计用远距离的机器视觉来控制工业机器人完成工业任务,我实现了这一行业里很多参数领先的独特技术。这个技术在纸业物流、航空无人车远程控制、自动叉车等领域有一定的现行应用。
当时的很多概念对我来说都是崭新的,比如说机械臂、视觉控制、物流。在中国几乎很少人知道“物流”是什么的时候,美国已经有大学设立了物流学院。虽然一切都是新的,但我有足够的时间去熟悉、去学习,没有人给我施加压力。对比美国的研究氛围,其实完全和清华没法比,类似于放羊式;到了后期,教授交给我的任务,我一般花20%的时间就全部做完了。
中国教育有一个很典型的特点,无论是你的导师还是同学,都会不断给你创造挑战,你不会过上一种很安宁的生活;而美国就倒过来了,我本来是被挑战的人,结果常常是我做的事情都超前了,超出了身边人对我的期望,很多时候我还会给自己找事情做,不然觉得太浪费时间了。
不过很多年之后,我也逐渐想明白,其实本质是因为中美两国人民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中国人下意识在比效率,比谁做的快、谁做的对,所以我当时片面的认为周围这些美国人太不上进了,或者太不聪明了。其实美国人更关心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富有个性,比较独立,比如我见过一个人,他在我们这个名校待了一段时间后,觉得不适合他,于是转学去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学校,这是其一;另外,很多人不把就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考虑因素,于是选择学习冷门的学科,类似于中国的古汉语学。
而我刚进清华的时候,高年级的同学就会跟低年级的同学讲,将来人生该怎么规划,比如说要尽量留在大城市,比如说应该给外企工作。当时对国外的了解是非常稀少的。我最初的愿望很简单,想要在“中国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哺育下,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实现科技兴国的梦想;但是后来听到一些让人沮丧的话,开始觉得自己做的事情没有什么意义了。
当时清华有30多个系,大家搞了一个排名,指标是就业机会、出国机会以及收入,计算机系、建筑系、自动化系名列前茅,这对我们思想上或多或少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有一个大四的师兄,他对我说:“你上什么线性代数、微积分、物理实验的课程既累又没用,其实只需要把两门课程学好,就高枕无忧了。”这两门课程一门是英语,另一门就是软件编程。按照他的说法,一旦学好英语,将来出国会很方便,在国内外企工作也会有很大的优势;另外,当时在北京,最吃香的技术就是软件工程,只要会编程,就会有人以高薪来聘请你。
所以当时的学生出于对就业的考虑,有时候会把人生目标定得非常功利化。另一方面,清华又是一个学习氛围极为浓重的一个学校,每天不停的上课、交作业、做实验,一年很快就过去了,根本没有时间去思考将来究竟应该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
我当年想要出国的原因比较简单,多半是受了同学的影响。父母提醒我说,要看看为什么他们这样做(出国),看我有没有必要和他们一样。于是我决定把寒暑假的时间拿出来,准备托福和GRE的考试。当我开始接触新东方以后,就发现它不仅是一家教育机构,也是一个市场营销机构,一旦开始上课,新东方就会反复渲染“我得出国,我很有希望出国”。这些成功学的东西糅合在课堂中,使我的视野开始投向国外,尤其是美国。
在我临近出国的时候,911刚发生不久,美国的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当时的布什总统收紧了留学生签证,学校提供的奖学金数量也大幅减少。我当时运气比较好,被大概3所学校接收。圣母大学是当时唯一一个给我全额奖金的学校,一共是6万美金,其中4万拿去付学费,2万做生活费。当时我拿到这笔钱,人都有点懵了。那时别说6万美金,6万人民币我都没有见过。
尽管我最初不想读一所以宗教和橄榄球出名的大学,而是更倾向于选择一所以工科出名的学校(更像清华),但最后还是妥协了。后来,我深深喜欢上了这所学校,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它让我大面积接触到了美国的宗教、运动与人文。所以人生真是很难说定,你认为的和你真正亲身经历的可能会截然不同,当然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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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学习和从事工科行业,可以感受到和中国的巨大不同。
首先,虽然工程师都会关注效率问题,但中美对工科学生的能力要求不尽然相同。
在中国,往往是最优秀的人会选择理工科,尤其是工科,这就造成了中国的工科学生更加全才,不仅掌握专业知识,而且了解政治经济。当然中国工科生当中也不乏所谓的“钢铁直男”,但相比美国,这些学生是在中国进步必须依靠技术的大环境下,而挑出来的更加全才的一帮人。
而在美国,文科是主流,工科相比之下并没有得到很高的推崇。在美国学工科的人,常常是具有典型的工科生性格,比如不善于社交和过分纠结技术。建一个机器人或者一辆小车,会带给他们人生的成就感,足矣。
而我认为,如果只做工程技术的话,很多思想和情感都无处发泄。我没办法像一个纯粹的工程师那样,一天到晚只做设计,只去考虑产品是否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工作状态。这对一个人全面的思想、热情、以及社交乐趣造成了浪费。
如果仅仅想做一名优秀工程师的话,对社会的影响力都是有限的。从我的经验来看,工程师如果成为全才,就能为公司做出更大的贡献,对社会也有更多的影响。一方面,一个好的工程师如果做多面手,他就会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和公司哪些部门是紧密相连的,该怎么样和别人沟通协作。比如说,他不仅会设计机器人,也会给机器人定价。另一个例子,面对投资人和其他对技术感兴趣的人,工程师需要能够用简洁明了的语言对技术进行介绍的能力。很多时候大部分人想见的并不是最优秀的工程师,而是能把技术原理讲的通俗易懂的那个工程师。
另一方面,两国工程师的待遇和社会地位也有明显差别。
美国是一个发达国家,甚至可以说是发展后国家,各方面都非常稳定。在美国工作的工程师每天大概工作8小时,每周工作5天,把本职工作做完以后,基本上是没有人来打搅的。报酬也比较高,7万美金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工程师收入。大多数移民到美国的工程师,只想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做分内的事情,悠哉悠哉、按部就班的过日子。
和美国不一样,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平均收入在世界上排在中间,这就注定中国工程师的收入是低于美国的,大概只有美国工程师1/5~1/3的水平。第二,中国是一个发展迅速的国家,所以工程师有很多事情去做,工作量可能是美国工程师的1.5倍到2倍。论优势的话,中国工程师出人头地的可能性比美国要大的多,也能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
我在这里看到的、学到的、想到的,会毫不吝啬的分享给年轻人。我经常和美国年轻人以及中国年轻人交谈。不过,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其实没有那么多能告诉美国人该怎么做的机会,说了大多数的人也不会听,说出来的想法很多时候都让美国人感到角度不同。对于团队里的中国年轻人来说,我会把自己的理念告诉他们,但不会强迫他们做任何改变,而是希望提供给他们一个不同的思维方式和方向。但最近十年从中国大陆出来的学生,都是90后,他们本身的教育和成长经历已经让他们的对生活的态度和人生的追求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宽广的多,我认为他们也许不需要向我学在美国怎么混了。
另外可以观察到的是,美国是一个在教育方面投资非常大的国家,平均每个学生每年接受的教育投入大概是1万美金。公共教育之外,民间组织的赞助也很多。比如我在2018年做志愿者,担任VEX机器人竞赛的比赛经理,这是一项旨在通过推广教育型机器人,拓展中学生和大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的兴趣,提高并促进青少年的团队合作精神、领导才能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的世界级大赛。这是一个全美的竞赛,鼓励年轻人参与到机器人制作当中。我志愿的这次竞赛的是一个华人组织出钱赞助的,他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竞赛来让美国社会的年轻人对机器人产生更多的兴趣。
这个活动是非常鼓励女性参与的。参与这类的活动,女性往往有更多的机会和优惠条件。再比如申请斯坦福大学,如果一个女生愿意到电子工程读工科,那么她被斯坦福大学录取的几率就会比她读历史高得多。所以美国整个社会都是鼓励女性去搞科学和技术的。
在我读书以及工作的团队中,女性占比一般情况下为10%~20%,极少超过20%。但女性工程师的水平往往中等偏上,比男性工程师优秀的概率要高。或许我们可以说,女性要么不当工程师,可一旦当了的话,就是比较优秀的那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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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中国需要大量国际人才实现更进一步的现代化, 所以国内对我这样背景的人士是有需求的。我们既熟悉中国,又在美国有一定的经验和根基,可以给中国企业带去技术上的帮助,也能帮助中国更了解美国的现状和历史。我如果回到中国工作,就会希望我的经验和经历能够给中国社会带来有用的信息和正面的推动力,这是我目前的一个小小的目标。
如果没有在国外生活过、亲身经历过,很多国外的事情是永远不可能在一些网上的文字描述或者视频里理解的,那么就无法理解中外文化差异。
今年很火的一家互联网公司在招聘人才时,常常有一个附加要求“有留学经验者优先”。这是一家国际化特别成功的公司,它在世界上有多个当地的总部,在很多国家都有生意要做,每天要开大量的跨国会议。如果没有留学经验或者国外工作经验的话,就很难知道怎么和外国人开会,做有效的口头沟通。比如美国人开会喜欢程序化,节奏较慢,规避风险,开场聊天气。如果有在国外的经验,是非常有助于开展国际工作的。
美国人,甚至是美国华人,对中国缺少全面的认知。在我担任华人组织里的工作时,成员当中最早有40、50年代毕业的,大多数成员都是70、80、90年代毕业的,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对中国的印象完全停留在20、30年之前,这是一个很普遍现象,在美国人当中更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不仅美国人不了解中国,我认为整个世界都非常不了解中国。当我意识到我对中国市场的了解脱钩了的时候,我会开始特意的打听有关中国的最新情况。一方面靠出差中国时和中国企业合作,一方面我会到大城市找到当初的高中同学、大学同学,让他们带我去看不同的公司,我是非常震惊于中国企业的规模化、集团化、正规化和国际化的,以至于我至今都认为我了解的还不够。
对中国的了解并不是回去两个星期、参观一下就能完成的,到一家中国公司去任职,处理具体的公司事务可能才能达到真正的了解。我身边有到中国打拼成功的美国人、华人,也有不少失败的案例,但这就是一个小马过河的过程,不尝试的话永远不知道深浅,不知道自己是否能胜任。
闲暇的时候我参加Addison演讲俱乐部,和Addison即兴喜剧表演团。我讲的故事很大一部分内容都和中国相关。在美国作为一个中国移民,和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大家其实总期望着你说些跟中国相关的东西,这也反映了美国甚至世界还是期待了解中国的。
我认为中国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一个时期,发展真的很快,机会也很多,整个社会期待着这种变化已经很长时间了。美国社会所在的阶段不同,它的根基是非常深厚的,稳定,有韧性。我希望中美能够相互友好下去,互相取长补短。
对在美华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机会,也同时充满变数的一个时代。中美之间有很多契机,华人应该尽量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积累,无论是专业知识,还是人文修养,还是对两边国情的了解,都发挥出正面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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