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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天子副刊 上刊诗人:刘景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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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景森,山东诸城人,诸城市作协会员。教书育人为主,文字点缀生活。作品先后在《诸城文学》《齐鲁文学》《婺江文学》《西狐文学》《孝南文学》《诗天子》等网络微刊以及《中国食品报》《今日诸城》发表。追求用最朴素的语言,表达最真的情愫。
那些蹉跎的青春岁月
脚步匆匆地走在美丽校园中,高高的水杉,矮矮的冬青,小花园里诸多叫不出名堂的花花草草,错落有致,郁郁葱葱,美景依旧,只是多了好多擦肩而过的年轻面孔,顿觉陌生起来,好像走进了一所新学校。
二十五年前,我还是二十刚出头的小伙子,刚刚调入实验中学,一头永远不听约束的长发,像极了鲁迅先生的文笔,锋芒毕露,但为人还算谦卑,每次路遇老教师,认识的,毕恭毕敬地主动称一声“李老师”“王老师”“某老师”,不认识的直接喊“老师”,哪像现在许多年轻人,与你头碰得咯嘣响,连正眼都不瞧你一下。
不是学期转换,任课老师大都已安排妥当,好像只有语文科还缺个岗,王清秀校长(今年初刚刚去世)让我改行教语文,征求我的意见,我以普通话不好来推脱,说会误人子弟,王校长的一句“你们马庄不是不咬舌子”让我险些笑叉了气。校长的要求似乎太低了,好像不咬舌子便是普通话,好在我还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的,加之对城里的孩子和家长不好将就早有耳闻,断然拒绝了。几年后,一位政治老师冒然改行教了语文,就是因为普通话不好,不到半年工夫,让家长联名给换掉了,自己的贸然改行终不敌家长的唾沫星子,这位老师怅然若失地去了某职工小学,想到此处,真为当时自己的决定暗自庆幸。
没有课上,也不会让你白吃闲饭。这一学期,我游走于总务处、办公室和教务处之间,这似乎是实验中学的老传统,新教师先干干杂活来磨磨性子,也算是考验吧。打杂,干的活自然就相当杂乱。在总务处,记得有一次,杨治安主任安排我和校工王清元一起拆总务处东山的教师小车棚,棚顶是石棉瓦,带细刺的那种,咱年轻,没经验,赤手上阵,扎得生疼。后来又调到办公室,办公室主任是曲显俊,有同事背后称他为“老弯”,曲主任是青岛知青,写得一手颇有个性的好字,那字圆润中略带曲度,字如其名。那时,学校的宣传版面都是他亲手制作。他圆脸,前秃,大脑门,额头锃亮,说起话虽不喜打手势,但是必是伸长了脖子,眼睛瞪得溜圆,声音听不出是哪里口音,许是青岛话与诸城话的混杂音吧,但音质不错,有磁性。另一位是臧家军老师,因喜好写作,后来调到报社,以后又从报社分流到交通局,从交通局退休。此人喜欢沉默,写的比说的好,也挺迷信,有人说他与前妻分家时,别的不管,先去摸家里的那把斧子,“斧”“福”谐音,说要把福气带到新家去。我在办公室的主要职责不算太复杂:每天凌晨,当舍友张庆安、王金杰等还沉浸在梦乡时,我会睡眼惺忪地起床,给校长室打上两暖瓶开水,再细细地把校长室和隔壁的会议室打扫一遍。上班时,负责接听电话,分发文件。那些年月,宅电极少,更不用说手机了,所以,接的电话好多是私人电话,每逢此时,我会屁颠屁颠地跑了楼上教师办公室去喊人,与同事们便很快熟络了。转眼到了六月份,中考要报名了,考中专,考重中,我又被教务处借去干些与报名有关的差事,跑过招办,去过九中,这对不善言谈的我来说或许是一种锻炼。在这期间,还有幸替张崇样书记到乡镇督导办学硬件(实验仪器等),被分到高跃进主任、吴启明书记、徐照亭老师一组,他们来自教育局或教研室。记得高跃进主任是组长,白衬衫,吊袋裤,油头粉面,洋气得很,吴书记(后来从府小调入我校,成了我的领导)和徐老师则穿着朴素、平易近人。我们被分到了贾悦、孟疃、马庄组,那几日,虽然忙碌一点,乡镇教育组领导都十分重视,好酒好肉好脸伺候着。马庄是我老家,似乎有种荣归故里之感。这期间,还给教务处用蜡纸刻过试卷,受工会李增年主任(已故多年)委派,代表学校参加过教师法竞赛,成绩是跛瘸子上炕~一搬(般)一(以)上。
学年转换,被安排在初三教政治,并担任一个班的班主任,终于结束了打杂生活。升入初四后,只任两个班的政治课,自此,连续在毕业班干了六年。那几年,初中的毕业班还上晚自习,记得有一天晚上下雪,雪霜子那种,下班迎着北风,雪打在脸上,针扎一样疼,此时此刻,我并没抱怨学校,只埋怨自己的脸盘太大。以后又被学校安排干了世界上最小的主任~班主任,初中阶段孩子适逢叛逆期,与这帮孩子的”斗争”可谓艰苦卓绝呀。
刚来实中,在单身宿舍门前遇到的第一位同事就是王桂生老师,他正端着饭盆准备去食堂打饭。桂生读书杂,尤喜红楼梦,学问大,巧话多,诸如描写几个同事走路步态的“小步勤挪赵金河,大步流星周金忠;歪拉歪拉张来福,不慌不忙吴卫东。”就是他的原创,形象逼真,诙谐幽默。桂生三十好几了还没结婚,据说媳妇验了足足有一个排,许是挑花了眼,拿不定主意。我则相形见绌,两个表妹给介绍了个针织厂的同事,听说是城里大嫚儿,家里没麦田,心想省了和她家割麦子了,就毫不犹豫地同意了。那几年最累的农活就是割小麦,挥汗如雨,腰酸背痛的。当然,也是秉承了父母“人家中,咱就中”的相亲理念。后来她也许觉着老师待遇低,也可能是嫌我嘴拙,提出与我分手,我闻听后有点草鸡,奋笔疾书了一封十多页的“情书”才力挽狂澜,重新追求到手,同办公室的周芳老师是见证人之一,还多次在其他同事面前提及此事,不知是夸我有才,还是嫌我犯贱。
每年的“六一”之前,学校会举办一次艺术节,在小黄楼(老实中学校办公楼的特称)前搭个简易台子,组织老师和同学唱唱歌、跳跳舞,邀请友好单位的领导来观礼,领导们都是敞亮人,当然不会空手而来,总会带点礼物礼金,表达一下尊师重教的心意。每个老师会在节后“雨露均沾”地收到六十元钱的辛苦费,那时我的工资才二百多,发六十块钱自然是大动静。冬季来临,学校给每位老师分五百斤烤火煤,心里美美的,暖暖的。想想在朱解时,只有我们外乡镇的教师才能发一幅挂历作为年礼,这样一比较,幸福感呼呼地就来了。
结婚前的业余生活就是约女朋友压压马路、看看电影,约男同事喝喝酒、吹吹牛。那时,我们几个小年轻个个酒胆贼壮,按同事赵宏伟的计量标准,二两半为一疗程,至少得整上三个疗程,否则,妄为男人。一同住过单身宿舍的还有张新宽、刘根防和程泽,后来顾宝林、郭明、张宜华等也住过很短时间的单身宿舍。我们在单身宿舍住得早的几个小年轻都因醉酒而闹过笑话,内部曾流传着因醉酒而得过的“雅号”,有“坐炉子”、“抱烟囱”、“正车圈”、“搞美容”、“造洗衣粉”等,不是衣服受伤,就是脸皮受损,“美容”的那位同事是喝醉酒后磕倒,脸上挂了彩,有学生好奇相问,他笑言是与歹徒英勇斗争光荣负伤的痕迹,学生闻后肃然起敬。造洗衣粉的那位,侧卧操场,口吐白沫(貌似洗衣粉),不省人事,据说当年醉卧的那一小片操场,荒芜三年,寸草不生。我自那次酩酊大醉之后,酒胆渐小,以至于现在场合上推三堵四,至多只喝二两半的一杯低度白酒,人送绰号“刘一杯”。有时,也打打“钩机”扑克,但水平有限,多是看客,幸运时能打打替补,比如有人内急时。特别崇拜李炳忠校长这样的大师,眼睛眨几下,就能算出对门和联邦手里握的是什么扑克,咱即便把眼皮眨巴肿了,也算不出个子丑寅卯来。
学校虽是个穷得兔子不拉屎、知了不尿尿的地方,但阎王不嫌鬼瘦,时有小偷光顾。记得我狠心花了近一个月的工资计288元,从人民商场买来了一套“仙霞”西服,刚刚洗完一水,晾在宿舍外,还淅淅沥沥滴着水,就硬生生地被小贼顺走了,也不嫌回家还得晾晒,真是心痛不已。那些年颇为流行呢子半大衣,庆安老师也不甘落后,有时不舍得穿,偶尔和对象约会时才穿出来,平时板板正正挂在宿舍的墙上,有一日竟在大白天被小偷用钩子从窗户钩去了。终于有一天,在锅炉房顾大爷的招呼下,青年教师在某深更半夜上演了一场合力捉蟊贼的精彩喜剧,铁锨、木棍等顺手的家伙什都用上了,虽是只为壮胆造势,也甚是解气,此后,总算安顿了好大一阵子。
来到实中二十五年,故事很多,糗事不断,学校合了又分,校址由路南实验中学迁到了老师范学校,校长走马灯式换了七任,学生也是送走一茬又一茬,我依旧是一名平凡的教师,依然过着波澜不惊的平淡日子,默默耕耘于三尺讲台,收获着桃李满天下,只是岁月无情,已然染白了我们这些当年小青年的双鬓。
一阵凉风袭来,迎面一蹦一跳走来几个送作业的学生,充满朝气,说说笑笑,我依旧脚步匆匆,下节课是初三(15)班的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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